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真正的历史无法用文字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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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历史的第二个含义,即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参见历史学。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 狭义仅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一般来说,历史学仅仅研究前者,即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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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九州出版社,饶佳荣 译


实际上,西南联大真正的历史(THE HISTORY)是无法用文字书写的,而我能与诸位分享的只是这样一部西南联大史(a history)。在联大卓越的先贤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蓄之风的指引下,我期望中国朋友能借鉴联大丰富的经验与智慧为他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扬帆导航。

——易社强

1941年初爆发的皖南事变,几乎把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拖向崩溃的边缘,年底美国加入反法西斯的阵营。受皖南事变的影响,左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宣告了联大三年来活跃政治氛围的终结;随着美国参战,陈纳德及其飞虎队来到中国大陆,帮助击退了日机,基本上消除了空袭的威胁。而就在这一年,通货膨胀开始加剧,不停地蚕食着联大一心向学、沉潜研究的极其有限的保障。自此,这所大学进入长期自力更生的阶段。

师生情状

就当时而言,联大学生的激进主义至少短时间内很难再次点燃。皖南事变以来,三青团和群社一度热火朝天的辩论渐渐隐入记忆,联大学生要么埋头苦读,要么泡茶馆、打桥牌、跳舞打发时间。学生自治会选举时,大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保住职位,因此变得死气沉沉。一开始大家都是激情四溢,而今意兴阑珊,暮气横生。1941年8月,在外地左躲右藏了半年以后,青年积极分子林元回到联大,发现校园里一片“荒凉、寂寞”。抗日歌不唱了,读书会、时事报告会、辩论会没有了,壁报“转眼间不见了”。


对于那些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同学而言,情况并不见得糟糕。艰苦是冒险的题中应有之意,集中心力面对它就是了。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7年以来过惯了漂泊生活的学生,已不觉得昆明的条件特别艰苦。不管是专心学习,还是兼职、泡茶馆、打桥牌、参加舞会,青年学生的适应能力使他们应对自如。学习和友谊的欢乐,爱情的创伤,都成了生活的佐料和意义。


然而,他们的老师却不这么看。离开中国的文化之都,不再享受优渥的生活,家人不得团聚,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凭着薪水养家糊口,这些教师觉得,战争岁月里在云南的生活一点也不浪漫,让人沮丧失意,度日如年。1941年7月,钱端升埋怨道:“这里的大学生活,事事不尽如人意。我不清楚西南联大是否还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想它应该是最棒的。要是这样,那只能说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很差。三所学校不能同一条心……无论什么事,都是打水漂。每个人都意气消沉,萎靡不振。”


到1943年,这种抱怨已经演变成深刻的心理问题。当时在华盛顿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是前北大文学院院长,蒋梦麟校长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


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蒋梦麟的灰心丧意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哲学家汤用彤在1943年1月19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北大南迁以来,其固有之精神虽仍未衰,而为时势所迫,学校内部不免日嫌空虚。”人身安全无保障,经济拮据窘迫,学者也不像以往那样具有创造力。汤用彤哀叹,“北大有名之‘自由研究’渐趋不振,同人精神无所寄托。” 稍后,北大语言学家罗常培描绘了一幅更加惨淡的画面:


在昆明住了六年,颇有沉闷孤寂之感!……绝对的同行……偶尔写一点东西,错处没人修正,好处没人欣赏…… 我渐渐失去了学术重心,专以文科而论,如锡予、如觉明,都是想做些事的,一则限于经费,一则限于领导者的精力,处处都使工作者灰心短气。


通货膨胀逐渐消耗了这些领薪水的中产阶级的精力。1943年5月,访问昆明时,费正清发现营养不良的“联大教授坐在太阳下喝茶,什么事都不想做”。他的老朋友萧蘧以前精力充沛、身体强健,现在穿得像个“流浪汉,破衣破帽,浑身上下都是补丁,挂着一条领带,好多地方磨得发光,洗得发白,就像迷彩服一样……去市场,去学校,来回都是靠双腿奔波,用人不在时,就在家里帮忙,这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费正清目睹了联大教授与CC系控制的重庆政府之间的明争暗斗——“联大教授心里很清楚,政府期望他们销声匿迹,期望他们的组织分崩离析,期望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返回校园的学生身上,而不是过多关注国民的思想倾向。政府就想看看,这种形势下,这些人能坚持多久。”


联大教师排除万难维持生活的故事,一直感染着人们。费正清写道,“(钱)端升把大衣卖掉之后,有一天在街上看到别人穿着自己的大衣。”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妻子冯叔明亲自做芝麻烧饼,卖给学生,以换取生活费。梅贻琦的夫人在家自制点心,用少女时代的名字作自我介绍,把“定胜糕”卖给当地老板。在如此拮据窘困的条件下,联大校长的妻子尽其所能维持体面的生活。


新校舍的生活


联大学生住宿是免费的。在始料未及的漫长的战争岁月,简陋的住宿条件与其说归结为通货膨胀,不如承认是因为作为权宜之计的“临时”设施日渐老化朽坏。城北旧坟地边上的“新校舍”,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联大任命卓有声誉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担任建设处顾问,但囿于经济形势,大名鼎鼎的建筑学家及其才华横溢的妻子根本无从发挥他们的才能。联大校园占据了环城北路两侧:南区是理学院和几个学生服务机构,更广阔的北区则有男生宿舍、教室、食堂和图书馆。 各个小区用粗糙的泥坯墙隔开。师生提到联大校园时,一般是指新校舍,而提到新校舍时,一般是指北区。


北区有一扇简单的木门,对着穿过南区和北区的土路。一直往前走,路右边有一个日军炸弹爆炸后留下的大坑,下雨时就成了一块水洼。坑的北边,不远处是一块宽阔的空地,联大人称作“草坪”,后面矗立着联大唯一一幢二层建筑,那就是图书馆。有个访问者写道,图书馆“就像一个巨大的仓库,有坚硬的土泥地板,许多乌鸦嘎嘎叫着滑行而过,要么就挑衅地停在书架或书桌上”,青年学子对此视而不见。北区东边是一排排平房教室。教室后面是食堂。中间有条路,路西是排列整齐的男生宿舍。宿舍、教室的墙壁和地面,都是用泥坯筑成的。主要区别在于:宿舍是茅草屋顶,教室是波浪纹般的铁皮顶,两者都不甚理想。下大雨时,宿舍会漏雨,教室屋顶会叮叮咚咚响,授课者只有提高音量大声喊叫,学生才能听见。宿舍两头都有门。墙上是木头窗户,没有窗户纸,更别提玻璃了,学生便糊上包装纸或报纸。


每个寝室里,中间是一条过道,两边约有四十个铺位。大多数学生在床铺上挂着床单、毛毯或帆布,围成四个人的小王国。一位记者这样描写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寝室:


通风不良,人满为患,杂乱无章,让人想起旧中国轮船上拥挤沉闷的二等舱。这四年航行生活,乘客在上下铺床上生活、睡眠,蚊帐一半好一半坏,行李箱、柜子、图书、脸盆和衣服塞在床铺上下,洗过的衣物挂在过道中间。


这些校舍建于1939年, 当时认为战争最多还会持续五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来越难以满足需要了。许多睡在上铺的同学不得不撑开雨伞,以免雨水从日渐增多的茅草空隙中落下来,滴在自己身上。驱逐昆虫之类的小动物是一件麻烦事;对于某些“两腿动物”,他们也无计可施——由于新校舍的房子都不上锁,很难辨别谁是陌生来客,也就很难防止入室盗窃。在隔成小房间的布幕上,有人贴出告示:“非请勿进,免涉嫌疑”、“访友扬声”、“主人不在,佳宾止步”。有位学生发现,刚从当铺买来的西装早上挂在寝室窗台上,不一会儿就不见了。


实际上,一些在新校舍有床位的学生在校外租房子,所以很多“小王国”只有两三个人住。剩下的地方就被用来存放衣服、书本等杂物。总体上说,新校舍比昆华中学北院的条件好多了,在那里十六个大一男生合住一个宿舍,还不能隔成小间。在学校北区,五六个大一、大二女生挤在一幢破烂不堪的老房子里,寝室在二楼,到处都是灰尘。三四年级的同学睡的是单人床,她们的宿舍略微宽敞一些。每当有女生走上破旧的木楼梯时,灰尘就会落在一楼食堂的餐桌上。


联大八年,一直未能解决校舍问题。新校舍只能提供一半的宿舍和教室。有些搬到乡下的学校决定准备迁回原址,而联大租用了它们的校舍,所以根本无法马上安置妥当。梅贻琦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催要地皮。昆明办学期间,大一学生宿舍换过不止六次。每个学年都会有新的难关。1942年秋,为供应大一学生住宿,学校当局命令助教腾出宿舍, 遭到青年教师的拒绝。校方没有为先修班学生安排住宿,他们便涌向军训处,要求纠正这种做法。此外,大一学生没有地方吃饭,教室非常紧缺,有时候午饭时间也会安排上课,这意味着有些本科生中午得饿肚子。


健康状况


鉴于昆明的条件——伙食分量不足,又缺乏营养;生活用水不卫生;长时间不洗澡;穿衣只能基本保暖,住宿就是找个地方栖息而已——联大师生出现很多健康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一位访问者在1939年7月写道,“医疗保障援助资金的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学生的伙食十分粗劣,一年下来,他们开始感觉到它的影响。昆明一年到头都有疟疾,而金鸡纳霜太贵,学生靠救济金根本买不起。”


对于有家室的教师,要是家人生病,生活就会乱得一团糟。正如燕京大学神学家赵紫宸在昆明休假时(1939—1940年)所发觉的,他妻子由于跳蚤叮咬感染了立克次氏体,于是“我一下子成了护士、用人、厨师、房主。我扫地、拖地、扇炭炉、找医生、搜寻医生开出的昂贵的药方……高价购买有可能治愈疾病的药物,服侍病号,打理一切事务”。


相对说来,赵紫宸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那时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爆发,日本还没有封锁通道,否则根本就找不到医药。像吴晗,在整个战争时期,照料患病的妻子,付出就要多得多。即使没有大病,教师家属的生活也会捉襟见肘。1943年5月,访问钱端升之后,费正清写道:“他最近一直头疼,不想走远。他的妻子和三个小男孩都晒得黑黑的,看上去很健康,但瘦得厉害。她说她怕冷,对小病已经没有抵抗力了。”


校医室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正如1944年1月《新华日报》所揭露的:“近来同学患病的特别多,‘昆明热’和‘摆子’ 尤为猖獗。校医又迟到早退,每天只是上午九点来,到十一点半办公,因为他们当校医是兼差,主要的业务还是自己的诊疗所和生意呢!”


学生体质下降,学术水平也随之降低。早上七点钟上课,学生看起来疲惫不堪。白天,没精打采,无力解决摆在面前的问题。他们的悟性和记忆力也在下滑。


1944年11月,校医室接待了2,119名学生,1,033人看内科,573人看眼科。据报道,患病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和光线昏暗。


图书馆和茶馆


从一开始,学生就很难找到一个安静明亮的地方学习。到处都是人满为患,光线暗淡。在狭小的寝室里,和三个同学共用一张书桌,这需要全神贯注才能办到。1939年新校舍投入使用时,每个寝室都有三四盏煤油灯,但光线极其微弱,学生连铺盖都无法找到,更别说读书写字了。1940年,寝室安装了电灯,但照明没有任何改善,只能从中看出昆明电力极度匮乏,100瓦的电灯泡只有30瓦的效率。电力部门轮流分配城市用电,停电也就司空见惯了。


联大唯一真正明亮的地方是拓东路工学院的图书馆,那里有学生搭建变压器增加电力。城北一带,新校舍图书馆装有四盏硕大的煤气灯,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图书馆在晚上七点开门,他们提前一个小时站在门外等候。到了六点四十五分,图书馆台阶和前面的“草坪”上就挤满了抢占座位的学生。当两扇玻璃门打开时,疯狂的青年学子冲进去抢占靠近电灯的座位,并把书本、衣服或其他东西扔在邻近的桌椅上,为朋友占位。不一会儿,所有十英尺长的凳子都挤了六个学生。这个地方总共能容纳六百人。


不过,竞争最激烈的不是抢占座位, 而是预约参考书,因为必读书一直都有人预约。几乎没有学生买得起制定的外版教科书——纵然有人很幸运地在当地市场上找到了——他们还得依赖参考书。这些书可以提前一天预约,但未必就能借到,因为总是供不应求。菲尔柴尔德、弗内斯和巴克合著的《经济学概论》,寻求的人数最多,这是陈岱孙讲授的经济学概论的指定教材,这门课有一百多名学生,却只有五六本书。宿舍同学和伙食小组经常派人检查图书是否准时下传,以便第二天分配。临近考试,晚上在图书馆用功的人太多,许多学生便常常光顾明亮的茶馆。


大西门附近有五十多个茶馆,门脸都很小,一般只能容纳十来个客人,但它们有克尔曼式的灯笼(后来装了电灯),是读书、写作、聊天的好地方。只花几分钱,两三个朋友就可以共享一壶茶,一直待到茶馆打烊。大部分男生都有自己喜欢的茶馆,他们认识店老板,与熟人打交道感到很自在。由于传统中国女性通常不在公共场所活动,联大大部分女生在天黑以后就犹豫要不要去冒险,这样一来,泡茶馆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男性的专利。


从做生意的角度看,学生是城北茶馆的主顾,但可能算不上理想的消费者。让这些年轻的穷学生在茶馆待整个晚上,没有老板可以发家致富(尽管他们的举止不像当地某些纨绔子弟那样惹人厌烦)。最初,由于联大市场的发展,茶馆猛增,后来,有些店主试图阻止学生进入,有些老板则故意调暗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