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监控平民黑幕:藏在青瓦台的 “第三只眼”

阅读提示:韩国民众认为,演艺明星的劣迹属于“道德伦理和法律范畴”,但政府行为则是背信弃义,政府利用“藏在青瓦台的‘第三只眼’”监控普通民众,是无法接受的。

撰稿|吴健 艾嘉

当韩国社会因演艺圈“胜利门”“偷拍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韩国政府却陷入“监察门”丑闻,自去年底韩国检方首次以涉嫌非法监控平民搜查总统府青瓦台以来,文在寅团队就没有轻松过。韩国民众认为,演艺明星的劣迹属于“道德伦理和法律范畴”,但政府行为则是背信弃义,政府利用“藏在青瓦台的‘第三只眼’”监控普通民众,是无法接受的。

便利总统滥权

韩国政府监控平民黑幕:藏在青瓦台的 “第三只眼”

韩联社报道,去年12月26日,因韩国在野党指控青瓦台特别监察班非法监视平民,检方对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室下属反腐败秘书官室和特别监察班实施搜查,迄今都没有结束。在野的自由韩国党透露,青瓦台特别监察班超越职务范围,对平民进行广泛情报搜集。该党公开了监察班搜查官金泰宇编写的100多个监察报告目录,涉及政府监察对象包括酒店经理的活动、学者言论和媒体采访计划等。

按照机构设置,青瓦台民政首席室下设反腐败秘书官室,特别监察班隶属反腐败秘书官室。根据“总统令秘书室职责”第七条规定,特别监察班的目标包括高层公职人员,公共机关负责人和职员,总统亲属及特殊关系人。但金泰宇交待,监察对象早已扩大到前国务总理,民间银行人士等,“我所在的特别监察班有八名职员,七人参与对平民的日常调查和情报搜集中,搜集的情报整编成每日报告或动向报告呈报监察班负责人、反腐败秘书官乃至青瓦台高层”。自由韩国党批评,一直高喊“人民为先”并发誓与前政权决裂的文在寅就是“监察门”的受益者,丧失了国民信任。

从历史维度看,韩国对民间人士的监察由来已久。韩国《时事周刊》指出,在朝鲜语字典里,“监察”一词意为“调查并跟踪”,但现实中,这个词却被赋予更多负面含义。朝鲜半岛的监察历史起源要追溯到日本殖民时期的“高等警察”,他们监视、拷问朝鲜独立运动人士,无恶不作。

1948年11月韩国建立,首任总统李承晚视左翼党派和民间团体为死敌,遂搜罗大批附日朝奸加入内务部治安局稽察课,充当自己的打手。最终让稽察课成为众矢之的是1956年刺杀副总统张勉,当年9月28日,当选副总统才一个月的张勉在汉城(今首尔)明洞市公馆召开民主党大会,选举赵炳玉、张勉等四人为党最高委员,当张勉结束演讲走到市公馆东门时,刺客金尚峰开枪打中他的左手。四年后的1960年,韩国爆发推翻李承晚政府的“4·19革命”,张勉事件正是导火索之一,参与刺杀的主谋之一、治安局长金钟元被新政府送上法庭,他供认:“李承晚通过内务部长官李益兴和自由党总务部长林兴顺(兼任汉城市长)指示我和治安局特殊情报课长张英福、中央稽察室地区室长朴社一、稽察课长吴钟焕一起找机会干掉张勉,防止他争夺权位。”事实上,整个韩国治安系统都染指暗杀,成为该国历史上永远抹不去的污点。

1961年5月16日,右翼军人朴正熙政变上台,把“监察权”用到极致。韩国《新东亚》月刊披露,朴正熙厌恶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国会议员,指示权限极大的中央情报部暗中监听、跟踪那些不听话的议员,而且不分反对党和执政党。那段岁月,臭名昭著的中央情报部长金炯旭无所不用其极,从1963年到1968年,他唆使手下以公开谩骂、殴打、拷问、逮捕等手段将所谓“倒朴”人士都纳入监察范围,其中最恶劣的当属总理金钟泌遭迫害事件。

1968年5月,金钟泌宣布辞去包括议员在内的公职,成立“国民福祉会”后,朴正熙认定他想“成立地下组织,串连谋反”,于是授意金炯旭软禁金钟泌,金家内外遍布特工,金钟泌连从自家二楼下到一楼活动都不可能,跟坐牢基本无异。要知道,金钟泌是朴正熙的亲侄女婿,他的老婆朴荣玉(2015年去世)曾当面向朴正熙哭诉求饶,却遭到拒绝。

1969年,朴正熙推动“三选改宪”,谋求连任,遭到国会抵制。7月29日,101名共和党议员在汉城奖忠洞迎宾馆举行动员大会,公开批判朴正熙,要求立即罢免滥施监察权的青瓦台秘书官室长李厚洛和中央情报部长金炯旭。

没想到“道高一丈”的金炯旭早就下好先手棋,他的手下在迎宾馆内设有窃听器,把动静摸得一清二楚。当听到共和党籍国会议长李万燮喊出“李厚洛和金炯旭必须下台谢罪”的话后,金炯旭咬牙切齿地说:“看我怎么弄死李万燮这个老东西!”而当金炯旭将这一切报告朴正熙后,朴正熙竟把昂贵的青瓷杯摔向地面,手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尹锡阳控诉”

1979年朴正熙被暗杀后,韩国军政府进入尾声,但统治也更加疯狂。同样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全斗焕几乎传承朴正熙的衣钵,对学生运动及相关人士展开疯狂镇压。

1980年12月,《舆论基本法》公布后,韩国媒体都只能乖乖按照政府所谓“报道指针”行事,否则只能沦为阶下囚。1985年,全斗焕政府出台《学院安定法》,打着“合法”旗号,对左翼学生和人士展开监察,还动用情报机构监听在野党,逼迫在野党与执政党保持声调一致。

继全斗焕上台的卢泰愚,有意摆脱“军政府”的烙印,承诺给予国民更多权利,可是1990年韩国国军保安司令部军人尹锡阳的告白却让世人明白卢泰愚和前几任军人总统都是“一丘之貉”。

在汉城基督教会馆人权委员会办公室里,尹锡阳揭发了国军保安司令部对政治、宗教、媒体人士及大学教授、在野人士等1300名人士进行监察的事实,内容包括监听跟踪日常动向,监控个人通信,搜集个人信息等,其行为直接向青瓦台负责,比当年的中央情报部更可恶。这些人士按重要性分成A、B、C、D四级,并详细记录每个人履历、家人、海外关系、教育以及关联人物情况等,甚至包括自家住宅的墙壁多高,紧急出入口,紧急逃跑路线以及藏身处等。

此事发酵后,全国掀起倒卢运动,卢泰愚被迫罢免国防部长和保安司令,保安司令部更名为“机务司令部”,受到骚扰的卢武铉、姜东圭、闻冬焕等人联名要求国家赔偿,这就是韩国历史上有名的“尹锡阳控诉”。

1993年带着“文民政府”光环走来的金泳三政府是不是汲取教训,重整旗鼓,放弃对民间人士监察呢?答案当然是“NO”。“尹锡阳控诉”后,军政府时代的中央情报部和国军保安司令部虽然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可国家安全企划部又登上舞台,监察手法更是花样翻新。安企部秘密组建“美林队”,监听在野党人士和政府高层人士,尤其是反金泳三的势力,大财阀及各大企业人士,所获内容先报告给安企部第一次长吴正苏,再报告青瓦台首席政务官李元宗,最后向金泳三的次子金玄哲报告,只有绝密内容才直接上报金泳三。

1997年韩国大选前夕,《中央日报》社长洪锡炫和三星集团结构调整本部长李鹤洙在新罗宾馆会谈,但两人不知道的是,谈话早已被窃听并录下来。录音带后来被安企部公开,这正是所谓“三星X档案”事件的由来。被公开的录音里有一段,洪锡炫和李鹤洙谈到向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提供政治资金以及贿赂检察官的细节。这一变故顿时让李会昌的选情急转直下,被选民唾弃,可是靠窃听来获取政治对手信息的做派,着实让人不齿。

继金泳三之后入主青瓦台的金大中,本来希望以“清明”还韩国民众一个朗朗乾坤,可一人之力无济于事,他很快陷入“窃听门”之中。1998年12月31日,在野的大国家党揭发安企部在国会大楼529号室安插情报人员,对他们进行监听,此事甚至导致对立党派在国会现场大打出手。为了平息民愤,1999年5月,金大中政府创立“特别监察制”,收紧监察权,可没想到新出的“李英子事件”让这一“自清运动”化为泡影。

原来,汉城大检察厅下属的犯罪情报企划官室社稷洞队获得线报,内容是新东亚集团会长崔顺勇和妻子李英子向国外洗钱,还秘密向大检察长金泰正之妻延正姬行贿,于是社稷洞队秘密启动对崔顺勇一家的监听和跟踪。当这起检方参与监察民间人士事件曝光后,金大中政府彻底名誉扫地,因为位于汉城钟路区的社稷洞队的公开名称是“警察厅刑事局调查课”,对外号称隶属警察厅,但实际受青瓦台民政首席室指挥,主要搜集公职人员和总统亲属、朋友等可能腐败的情报,但他们把手伸得太远,居然连普通公职人员乃至平民的动向情报都制作成报告摆到金大中的办公桌上。

2005年,因涉嫌非法窃听1800余名各界人士,两名社稷洞队员被调查起诉,随后金大中的两位“情报掌门人”林东源、辛建也因非法窃听事件锒铛入狱。

能装进“制度笼子”吗?

韩国政府监控平民黑幕:藏在青瓦台的 “第三只眼”

在右翼政治人物李明博、朴槿惠当政的时代,韩国政府对民间人士的监察更是有恃无恐。2010年6月,KBS出品的纪录片《为什么对我搞监察》成为舆论焦点,片中公开提到“国务总理室下辖的公职伦理支援官室检查第一组从2008年至2012年间的监察对象达2619件,范围从高级公务员、公共企业高官、传媒界和金融界主要人士波及到平民百姓”。

纪录片举出前忠清南道知事李完九和前新世界党议员郑泰根的案例,前者曾因李明博政府忽视忠清南道而与中央对着干,后者则与李明博总统的兄长、新世界党议员李相得闹对立,于是公职伦理支援官室“体察上意”,暗地里调查他们的“黑材料”,从而扳倒他们。

这还不算,该机构秘密调查前KB国民银行行长姜正元、三星设立的奖学基金会、货物工会、现代汽车全州工厂工会的动向,连首尔大学下属医院工会也成了监察对象,因为2008年首尔市民举行烛光示威时,该工会曾把以李明博为题材的漫画贴在医院布告栏,被青瓦台视为“大不敬”。

正是依照青瓦台的指示,公职伦理支援官室还对KBS、YTN、MBC电视台高级人事变动予以紧密关注,比如在报告中对YTN社长佯锡圭评价是“就任社长一个月来,解雇具有左翼倾向、对工会友好的高级人员”,评价自然是正面的。俗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3年3月5日,距李明博卸任总统仅九天,YTN新闻社以李明博涉嫌非法监视普通居民为由,向检方举报和起诉李明博,认为李明博在职期间滥用职权,这后来成为李明博锒铛入狱的重要理由之一。

李明博的继任者朴槿惠,更把情报视为权力的一部分,为此她把抓牢国家情报院当成大事,情报院长简直成了她的家臣。2013年7月10日,前国家情报院长元世勋在卸任五个月后被捕,因为他曾指使属下在各大网站发帖,利用网络“水军”影响舆论。

2015年7月14日,韩国国会议员曝光国家情报院曾向意大利公司购买监控软件,用于盗取公民信息数据、远程操控智能手机和电脑,韩国著名社交软件“Kakao聊天”就是监控对象之一,同时国家情报院被指责入侵韩国电信运营商SK电讯株式会社的IP地址。引发舆论声讨。2017年3月,一名国家情报院前官员透露,在法院审理朴槿惠弹劾案期间,国家情报院一直在悄悄搜集有关法院审理情况的相关情报。

在颠覆朴槿惠政治生命的“崔顺实干政事件”中,朴槿惠政府监控民间人士的丑闻被彻底曝光,彻底突破民众的良心底线。JTBC新闻记者在追踪崔顺实事件中,发现2015—2016年朴槿惠政府暗中将9473名不中意的文艺界人士排除在政府补助对象之外,被称为韩国文艺界“黑名单”事件,也让人们再次认识到政府对民间人士非法监察和监视的严重性。

韩国文艺界黑名单真相调查委员会公开的全部文件,共有60页A4纸,被“拉黑者”分为四类,包括发表敦促废除政府“世越”号执行令宣言、“世越”号时局宣言、支持朴槿惠政治对手文在寅宣言、支持首尔市长候选人朴元淳宣言的人士都在其列。

2016年11月,检方开始对卷入“崔顺实干政事件”的前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禹柄宇的渎职嫌疑展开调查。检方认为,禹柄宇对崔顺实的各种违法行为给予了默许或帮助。这位前青瓦台高官利用自己的职权,将对企业的监察事项全部报告给了崔顺实,这些非法获取来的所谓“情报”不仅未能成为朴槿惠治国理政的参考依据,却成了崔顺实捞取钱财的顺风车。

面对种种乱象,文在寅总统上台后,不得不强调“与过去决裂”,把监察权装进“制度笼子”。2018年8月6日,韩国国防部企划调整室长金廷燮宣布,将解散国军机务司令部,成立全新的“军事安保支援司令部”,将通过立法规定该机构所属员工的政治中立义务,以及禁止对民间人士进行监察及权限误用、滥用等基本原则和对有违这些原则的指示提出异议和拒绝。

同时,为了使司令部客观执行内部监察、调查违法事项等,将新设监察室长一职,任命二级以上公务员、检察官或高级监查公务员担任该职务。《时事周刊》认为,这一幕倒让人想起了二十年前机务司令部刚成立时的情景。“第三只眼”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不禁让人怀疑文在寅政府除弊革新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今年3月的最新民调显示,文在寅总统的支持率再创新低已降至48.4%!